所以，在菱川书院，最早选择学习格致学的学生，往往会因为他们学的不是大家通行理解的那种儒学经义，不仅自己本人会遭遇一些不理解，就连他们的家人，都承受了不少来自于左邻右舍的偏见压力。
但是当这前往处州之行的七人待遇被公布时，则很是让他们几家扬眉吐气了不少。
中国的老百姓看待问题的标准，往往就这么简单与粗暴。
身为队长的李峰，此时早已不再是几个月前的李竹匠的儿子。他作为菱川书院第一枚铜质格致奖章的获得者，尤其是在新生的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地位。
而因为帮着儿子一起制造出竹筒传声器的父亲，因此帮着镇上好几家的酒楼、工坊、甚至还有寺庙，去帮对方定制了相应需求的传声器，也成为了镇上享有声誉的手艺人。
李峰更是发扬了自己勤思敢想、细心钻研以及善于动手的优势，从研究声音在不同物体中传播的特点开始，进而开始深入到认知到不同物质的独有特性。
而指导他的老师袁嘉在与秦刚的通信中多次提到过李峰以及他已经研究出来的一些成果。而秦刚在回信中，也十分赞同这样的研究方向，并建议李峰可以对物体这一独有特征命名为：密度。
在这次南行之前，李峰已经完成了他们日常所见的大多数物品物质的密度测量工作，同时更是十分自然地认识到：可以通过密度的测量，来作为区别单一物质内部杂质程度的方法。
比如，因为水与酱油，各自有着不同的密度。根据这一原理，李峰甚至还组织过学弟们对于镇上多家杂货店销售的酱油进行了试验，从而准确地从中挑出了掺水严重的几家。
而这一项研究成果也被选入了学刊上，并进行了非常系统地论述与介绍。
所以李峰原本就是秦刚这次去信重点关注的人才，原本是希望他能对于处州铁矿的开采与冶炼应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而如今又有了宫十二的其它矿藏探寻资源，想必其作用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应用。
处州。
在秦刚急切地等待菱川书院的学子过来的这段时间里，李通判上报的多份奏章陆续有了回应的消息。
不管如何，两浙路对于知州一级的官员是没有处罚权的，只能附上自己对于相关情况的监督确认意见——这个张康国的确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弃城逃路了——然后再上报到京城政事堂等候最后的处理决定。
而不管结局如何，也不论朝廷对张康国的处理如何。对于两浙路来说，都是属于“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性质。
而关于处州大捷的处理，则不能如此简单了。
毕竟这先是一战击溃匪众近万人，之后又能攻破两处匪寨，再者之后居然能够劝降栝苍山区的所有二十四寨寨主，平定了两浙路祸乱百年之久的处州匪患。如此重大的功劳，两浙路的帅司，也就是经略安抚司，作为这一路的最高军事监管机构，绝对不能置身于局外。
北宋的路一级官员一般并不会设全，而且其常任官员还多会在当地兼任某个知州或知府。比如此时两浙路的经略安抚使，恰恰就兼任着知温州的职位，也是最初关于厢军调度产生矛盾的主要当事方。
这位经略兼知州迅速行动起来，派出了自己最得力的幕府官员，于第一时间赶赴处州，与李通判进行了亲切友好且深入诚恳的交流与沟通，双方也就该项大捷的相关细节，达成了诸多的一致：
首先，处州厢军意外调防的这口黑锅，必须要由张康国来背，若无他的刻意刁难，才导致了厢军在处州驻防出现的真空状况。
其次，李通判高度认可，处州大捷取胜的一大重要保证，是因为温州驻地厢军在听闻匪情之后，迅速反应、并日夜兼程、从而对于攻城的山匪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也是导致城下山匪被一举击溃的重要心理原因。
再者，两浙路经略安抚司派来的官员通过在处州的实地考察，高度认可了处州临时应用“勇敢效用法”而形成的地方效用军，并愿意在建议处州常设该效用军队的奏章中联署赞同意见。
其实，这次紧急且及时的沟通背后的实际意义就是，两浙路经略安抚司及麾下厢军以完全退出并放弃处州地盘给绿曲兵为重要条件，换取自身在处州大捷中能够拥有的积极正面评价。
而与此同时，经略安抚司对于厢军都指挥使仅仅做了一个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处理，给出了一个罚俸半年的象征性处罚。
而说句实话了，现在又有哪个地方厢军的都指挥使，还靠着那点微薄的俸禄生活呢？
处州通判李尧也借着这次的匪乱，狠狠地向两浙路哭了一回穷。
他在奏章里宣称，在面对山匪来袭之前的关键时刻，为了激励州城的保甲以及更多的百姓用命防守，更是为了取得守城的大胜，在他上阵之前公开许下了各种赏格，而后这些赏格也果然在对战中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因此，在战后，也为了维护官府的权威形象，不得不使用发放了大量的州府库存，包括今年刚预收上来的很大一部分秋赋。
而且，山匪虽然最终并未能攻打下来处州城，但是他们在起兵后在经过的诸多乡村，都实施了不可挽回的各种烧杀抢劫行动。所以今年处州对于这些已经被破坏过的县乡的重建任务也是相当地沉重。
因此，他希望朝廷能够本着恩泽民众的本心，可以免去处州今年的部分税赋指标。
当然，在分别写给两浙路漕司、仓司相关人员的私人信件中，李尧当然会通过隐晦的语句暗示，只要路级长官们的大力支持与推荐，这次处州所成功免除的那些指标，都将会通过合适的方法，拿出来让彼此都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分成。
最后，在秦刚的提醒与承诺下，李尧也大胆向漕司的官员指出：
今年对于处州秋赋的免除并不是没有回报的。毕竟，在处州境内，祸害那么多年的匪患能够在这一次被彻底根除后，先是算一算以往每年需要花费的大笔的防匪、治匪以及剿匪的开支就有多少？同时，李尧也介绍了在这次，收服并平定了那么多的山寨，所解散的绝大多数的匪众，都会在处州这里新建起来的多个产业里得到了收容与安置，而这众多产业的发展，也一定会给来年的处州的税收，带来显着且值得期待的预期增长。
当然了，这一预测结果的前提，当然是建立在不管是之前临危不惧、当前殚精竭虑、以及之后鞠躬尽瘁的英明神武的李通判的得力处置之上。
相信看了这样的奏章之后，不论是谁，不仅仅都要先赞叹一下这通判李尧，接下来也会非常自然地想到：面对匪乱平定后、百废待兴以及千头万绪之下的处州政局，暂时空缺的知州之位并不太适合另行调派一位新任官员。所以，要么还是继续委任当前的通判执行这些复杂的工作，要么索性也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与提拔，就让他李尧来担任这一知州之职好了。
而且，处州的地位并非有多重要，能够盯着这一职位的人，除非是像当时的张康国只是为了职级的快速提升，把它作为自己向上爬的一个跳板，一般也不太可能会被太多人惦记的。
所以，李尧的这一番打算，还是有着一定的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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